传世古玺印，由战国至明清，乃二千多年历史之遗存。其中关于学术范围，有历史学、文字学、官制学、篆刻学、彫镂艺术等，为金石考古学之一。过去学者，多蒐集玺印作为谱录，求其有综合研究者，殊不多觏。而近世以来，出土品日夥，多前人之所未及见，问综合断代之研究，仍鲜其人，殆以小道而忽之耶。且今日不总集旧知，将来谱录日就湮没，例如明末清初各家之集古印谱，今已罕见可证也。将来旧闻新知，难于表里为用，亦失前人蒐集之苦心。今日对历代印章制度，如晋宋以后、隋世以前，实物根据犹苦不足，有待来者之补充。今姑据所知，总结近百年来关于此学之新知，企补前人缺略而已。此戋戋者，事出草创，讹误自多，并世方雅时教正之。
一、对战国古玺之认识和发展
元代人称三代无印，见元大德四年（公元一三〇〇年）吾丘衍著《学古编》。其说曰：
多有人依款识（元人称钟鼎文为款识）字式作印，此大不可。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，三代时却又无印，学者慎此。《周礼》虽有玺节，及职掌辩其美恶，揭而玺之之说，注曰印。其实手执之节也，正面刻字，如秦氏玺而不可印，印则字皆反矣，古人以之表信，不问字反，淳朴如此。若战国时，苏秦六印制度未闻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曰：鲁君召子贡，授之将军之印。刘安寓言而失词耳。
案此说至明代仍因之，故顾氏《印薮》，冠以秦九字小玺（图1），以为是印之最古者。其实今日视之，此玺不过是汉人殉葬印耳，并不得属秦。今审《印薮》中，已有战国古玺数十方，而顾氏列之未识时代古印中。于此可证，元明时期尚不知有战国古玺，其可知矣。
至清乾隆间，程瑶田作《看篆楼印谱序》中，初释“私鉩”二字（图2-5）。然其文只着重释字，而未明确玺之时代。至清嘉道间，以金石学之发达，好古家作印谱者渐夥。在道光十五年，张廷济《清仪阁古印偶存》，始称战国玺为古文印，仍未能肯定其时代。至吴式芬《双虞壶斋印谱》出，始列古玺在秦汉印之前，其书签上始有古玺官印、古朱文印字样。及同治十二年（公元一八七三年），陈介祺编《十钟山房印举》，亦首列古玺。其次年致吴云手札中说：
朱文铜印似六国文字，玉印似六国书法近两周者。（见五册本《簠斋尺牍》）迨光绪七年（公元一八八一年），高庆龄著《齐鲁古印攈》，首列三代铜官玺，三代铜私玺，前有王懿荣序。方肯定玺之称官名者，是出周秦之际，如司徒、司马、司工之属（图6―8），皆见《周官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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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吴大澂作《说文古籀补》，亦收录玺文，是为古玺文字有著录之始。
私玺二字之释，虽肇于程瑶田，然程式未明确玺之时代，及玺文意义。至清末乙卯岁（公元一九一五年）先人作《赫连泉馆古印存》，序中开始指出：
古玺印中有成语印，如得志（图9）、右生、安官（图10）、敬事（图11）、明上（图12）之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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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次年，又作《赫连泉馆古印续存》，序中更说：
古玺中成语印，不仅如前所举，兼有富生、思言、千万（图13）、宜有千万（图14）、公私之玺（图15）等，以至有单字玺，兼审玺文，中有与贞卜文，古金文，古陶文合者，举吴、侃、吉诸字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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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是，学者对战国古玺，有了进一步之认识。
清末金石家对战国古玺时代，多慎重，只称之为古玺，陈簠斋亦作游移之辞，说似六国文字。而至海宁王氏（国维），观堂丈始因前人之说，根据玺上文字，广征博引，乃肯定为六国文字，先是在一九二四年初，颐得观堂丈赐书，说：
近有人作一种议论，谓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，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，拟为一文以正之，兄所集古玺文字其中与《说文》古文同者，如恒字之类当必不少，祈录示，并请下注△△玺云。
因之颐据所知，录出上、下、信、公、秦、宰、碣、渴、吴、恒等，二十余字以呈。厥后，观堂丈作《桐乡徐氏印谱序》（见全集本《观堂集林》），文中举正始石经古文，及战国遗物上铭文，以至古陶、郢金、货币上诸文字，参证玺文，合者十同八九，始肯定为六国文字无疑。近证以山西侯马所出盟书，及河南信阳战国墓出竹简，与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鼎、壶铭文，多与古玺文合者，益证前人断代，信而有征。
因前人之启发，近颐又发见玺文中“将”字。许氏《说文解字》寸部将字注：
帅也，从寸省声。又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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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注醢（整理者按，“醢”《說文》大徐本作“盬”，小徐本作“醢”）也，从肉酉；酒以和图片
也，爿声，图片
古文图片
如此。清段氏《说文解字注》说：
将，即谅切，古音在十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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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，即亮切，十部，今俗作醬。案今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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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推之，与将字同音同部，故可通用。将字殆后起之字，正如图片
今俗作图片
也。何以明之，近见前人谱录，古玺中有“图片
将军鉩”（图16）。将字作图片
，与《说文》图片
字古文同。又见故宫博物院藏朱文古玺一，文作“图片
后将”（图17），其将字亦作图片
。过去传易县出土，“右将司马”（图18）朱文玺，将字亦作图片
。又见旧印谱中，有“左将田陭”（图19），将作图片
。往在天津，见有朱文玺曰“图片
宫将行”（图20），将作图片
。图片
案将行官名，见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，说：
将行秦官，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，应劭注曰：皇后卿也。
继见明人《松谈阁印史》，中有白文古玺曰：“将军之鉩”（图21），将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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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初不之识，以为从疒酉，后乃悟图片
为图片
之变体。近河北平山战国墓，出中山王壶，铭文中有“将与吾君”句，将字亦作图片
，于此益证将军之将，将与之将，战国时皆作图片
，此图片
将通用之证。且不止战国为然，汉印中有“王骑将印”（图22），载在《伏庐鉩印》中（亦见予《汉印文字征》第十四），其将字正作图片
，可见将字汉魏仍有作图片
者，可为古玺文之佐证矣。图片
至于将军官名见《汉官仪》，说：
将军，周官也，楚王以李牧为将军攻秦。
《史记·司马穰苴传》载：
齐景公召穰苴，与语大悦，以为将军，将兵扞燕晋之师。
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：
鲁君召子贡，授之将军之印。
是将军官名，固载在史策，及《汉官仪》诸书，可与古玺互证者，昔《学古编》，以《淮南子》之说为寓言，或失辞者，今可证其诬矣。
战国官玺之肯定，虽始于王懿荣，然当时只见司徒、司马、司工诸玺而已。近世以来，出土日多，所见益广，对古玺之认识有所发展。且前人只知白文大玺为官玺而近来知见有朱文玺，大小与私玺略同，审其文字，所载官名有可与史书相印证者，知亦是官玺。而何以大小不同，朱白文异，殆以官阶或国别之殊耶？是实有待来者之考证。然其为官玺则无疑问。今略举所见，分朱白文二类举例证于下：
一、白文大玺，约合公尺二 ·三厘米左右，除前人所说司徒、司马、司工之外，尚有：
君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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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君鉩（图23）、图片
坪君图片
室鉩（图24）。《左传》昭公廿年楚有棠君尚。图片
左司马：左中军司马（图25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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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左司马（图26）。《左传》襄公十六年，张君臣为中军司马；又襄公十五年，楚公子成为左司马；又昭公廿七年，有楚左司马沈尹戌。图片
司寇：司寇之鉩（图27）。《左传》成公十八年，齐庆佐为司寇；又襄公廿一年，鲁臧武仲为司寇；又文公七年，宋华御事为司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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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军：将军之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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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军鉩。玺文已见前。《史记·燕世家》燕哙让国与子之，将军市被，与太子平谋，将攻子之。大夫：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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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=（图28）、上场行图片
夫=鉩（图29）、夫=图片
（图30）。《左传》宣公二年，晋赵括为公族大夫；又成公十六年，晋郤犨将新军，且为公族大夫。图片
行府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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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鉩（图31）、图片
行图片
之鉩（图32）。图片
大府：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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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33）。《周礼·天官》有大府，掌九贡九赋九贡之贰，以受其货贿之入。案古玺文府字均从贝作图片
，上行府同。图片
伍官：伍官之鉩（图3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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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官：计官之鉩（图35、3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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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尹：连尹之鉩（图37）。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，楚有连尹襄老；又襄公十五年，楚屈荡为连尹；又昭公廿七年，楚有连尹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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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敖：□相垂莫嚣（图38）。《左传》桓公十一年，楚屈瑕将盟贰轸，郧人军于蒲骚，莫敖患之。杜注：莫敖楚官名，即屈瑕。又庄公四年，楚屈重；襄公十五年，楚屈到；又廿二年，楚屈建；又廿五年，楚屈荡，均称莫敖。案桓公十一年，楚莫敖，《汉书·五行志》作莫嚣，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，亦作莫嚣，《尔雅·释训》释文说：敖本作鏊，又作嚣同，因是知玺文莫嚣，即莫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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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士：行士鉩（图39）、行士之鉩（图4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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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：州鉩（图41）、右州之鉩（图4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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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：安昌里鉩（图43）、郛里之鉩（图4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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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：南门之鉩（图45），上东门鉩（图46）。《周礼·地官》：司门，掌授管键，以启闭国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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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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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（图47）、武关图片
（图48）、行□关。《周礼·地官》：司关，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。图片
二、朱文玺约合公尺一 ·三至一 ·九厘米之间，其中官名有：
君：富昌韩君（图49）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，秦封鞅于商十五邑，号为商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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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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茖司马（图50）、左图片
司马（图51）、右将司马（图52）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年，郑子国为司马，又十四年，郑司马子图片
；又廿五年，有陈司马桓子；又八年，有蔡司马公子爕。按昭公廿五年，有鲁叔孙氏之司马騣戾，则是家臣，亦有司马之名。图片
左司马：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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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司马（图53）。《左传》哀公四年，有楚左司马贩。图片
右司马：右司马（图54）。《左传》襄公十五年，楚公子橐师为右司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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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寇：高志司寇（图55）、杻里司寇（图56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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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司寇（图57）、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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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寇（图58）、陀司寇、石成彊司寇、文图片
西彊司寇（图59）。《左传》文公十六年，宋公子朝为司寇；又成公十五年，宋乐裔为司寇。图片
司工：牛阳司工（图60）、左司工（图61）、汪匋右司工（图62）。《周礼·冬官》缺佚，无司空之目。《左传》隐公二年，有鲁司空无骇；又昭公四年，鲁孟孙为司空；又襄公十年，郑子耳为司空；又文公二年，晋有司空穀。案古玺无司空，有司工。司工，当即史书之司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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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正：平匋宗正（图63）。《左传》文公二年，鲁夏父弗忘为宗伯。《汉书·百官表》：宗正秦官。应劭曰周成王之时，彤伯入为宗正。师古注：彤伯为宗伯，不谓宗正。案史书宗伯，殆为宗正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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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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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将行（整理者按，玺文见前图20）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：将行秦官。景帝中六年改名大长秋。后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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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将（整理者按，玺文见前图17）。大夫：武队夫=（图64）、上夫=（图65）、行夫=（图66）、夫=（图67）。《左传》成公二年，有秦右大夫说；又襄公十一年，有秦右大夫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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啬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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啬夫（图68）、图片
余子啬夫（图69）、余子啬夫（图70）、公啬夫（图71）。《后汉书》韦彪传注：啬夫官名也。《仪礼》，啬夫承命，注：啬夫盖司空之属也。《左传》宣公二年，晋成公即位，又官其馀子，亦为馀子。晋于是有公族、馀子、公行。杜注：皆官名也。案馀子玺文作余子。图片
发弩：增城发弩（图72）、□平发弩（图73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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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弩（图74）、左发弩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南郡下，注有发弩官。师古注：教发弩也。《印举》载有发弩半通印。图片
以上仅举一隅，示例而已。至进一步之深入，仍有待于来者。
战国私玺中，已有两面铸字（图75、76），如汉之革带印，平生曾见有十数方。玺上文字作半朱半白者（图77、78），亦始于战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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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文玺有五面者，文作千秋万世昌（图79），每面一字，是殆魏晋六面印之先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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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玺中偶有合符玺，及缺角玺，其意义用途今尚不敢臆说，有待来者之考证。
传世古印中，有烙马用印，在一九三〇年，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，始发表汉代“灵丘骑马”烙印，于是古烙马印初次见于著录。由是推知，前人印谱所载“邞骀”，及“常骑”（此殆是太常骑马之省文）皆是古人烙马用印也。过去传世有“日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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萃车马”玺（图80），制度绝大，而审其文字，又绝非后人所能伪造，殊不得其解。厥后得见该玺纽制影本，其纽中空，上有方孔，于是悟，是为战国烙马印，其上方孔所以纳木柄者（图81）。因是发见战国玺中，不仅具官私玺及成语印，兼有烙马用玺，是则新知，过去所未晓者，恨不得起前人而告之也。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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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所述，只举近百年来对古玺认识之一斑，由文字而断定时代，以至发展辨其种类。于此得证三代无印之说，不攻而自破。至于古玺学识，未发其蕴者仍夥，类如战国文字尚多难释，以及官玺何以有朱白文异、大小不同，玺印分国亦正萌芽，种种解决，多待来者。方今之世，出土品日多，启发比例，是在好学深思之士，颐企足以俟之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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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秦汉至南北朝官印之分析
自来谈古印章者，莫不以为传世古官印皆出古人之所佩用，视为一代制度法物，然今日所知有或不然。盖历来官印制度，凡官吏之罢免迁死，必解印绶，由主者收回，与继任者佩用。即军阵虏获，亦必上缴。见《东观汉纪·廿一·段颎传》，说：
颎上言，掠得羌侯、君长金印卌三，铜印卅一，银印一枚，长史、司马、涉头长、燕乌校、棚水塞尉印五枚，紫绶卅八，黄绶二枚，皆簿入也。1
由是可证，此类见于载记者不少。其特殊事例，高官卒后有赠本官印绶者，见《后汉书·王允传》。汉之制度多本于秦，以传世汉官印上推，知传世秦官印亦必多属明器，止是古代风俗淳朴，其作明器如生人用物。（图1-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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逮汉魏以后，明器官印逐渐草率，至十六国及北魏之殉葬印，乃至文字几不可识。是有近世出土品足证者，今述例于后。汉代高官卒后赐印绶以敛事例，见《后汉书·王允传》，称：
李催杀王允（在初平三年，当公元一九二年）。后迁都许，建安元年（当公元一九六年），帝思允忠节，使改殡，赐东园祕器，赠以本官印绶。云云2。
又《礼仪志》称：“诸侯、王、列侯、贵人、公主薨，皆令赠印绶。”3
由上可见，汉代高官有追赠官印之事例。以近世在湖南长沙发掘西汉轪侯利仓墓所得长沙丞相（图3）及轪侯之印（图4）。此二铜印可为佐证。视其印文字刻工均不工整，知是乃利仓死后所作，绝非其服官时所佩印，甚明。于此知，赠与本官印绶者，乃如其生前官职刻印以敛，并非以其所佩官印为殉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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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止西汉为然，近（一九六五年）在辽宁北票县，发见十六国北燕冯素弗墓（冯传在《晋书·冯跋载记》），于墓中得范阳公章（金印）（图5）、车骑大将军章（图6）、大司马章、辽西公章（此三印铜鎏金），凡四印。文字刻工均极其草率，几不成篆书，其为明器不言而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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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昔年在河北省景县，发见北魏大和七年（当公元四八三年）封魔奴墓，于柩中得铜官印三方：一、冠军将军印（龟纽）（图7）；二、怀州刺史印（鼻纽）（图8）；三、高城侯印（龟纽）。以此三印，与此墓出《封魔奴墓志》载称：“除魔奴使持节冠军将军、怀州刺史，进爵高城侯”职官悉合，其印文刻工亦极草率，几不可识，自是明器无疑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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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以上三例，益证传世古官印十之九佥出诸墟墓，皆属明器。当时实用品，在改朝换代时，多被销毁，能幸免者，千百中不一二耳。
古封泥之发见较晚，传说始于清道光二年（公元一八二二年）四川人之掘山药者。其初出土，人多不明其用。至道光廿年，吴荣光《筠清馆金文》开始著录六枚，称为“印 ”，误以为是古铸印之范也。至同治间，刘喜海《长安获古编》末附封泥三十枚。迨光绪初，山东出封泥不少，均归吴式芬、陈介祺二家，其物时代，多属两汉及王莽，偶有战国者较少。（图9-1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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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廿四年（公元一八九八年），丹徒刘氏著《铁云藏陶》，末册附封泥六十五枚，其自叙始称为封泥。是年秋，吴、陈合著《封泥考略》出，于是封泥始有专书著录。越十五年，先人与观堂丈合著《齐鲁封泥集存》。至民国十七年，秋浦周氏明泰，又据所藏封泥，为《续封泥考略》六卷，《再续》四卷。至是传世封泥十之七八均见于著录。于时学者，方认识汉代实用官印之打本。历来传世汉魏铜官印，皆当时仿此而为之明器尔，更悟古印传世品，所以其物质制度，不能符合典籍记载者宜矣。例如：传世品中有淮阳王玺玉印（图15），见《印举》著录。（今在故宫博物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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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汉封淮阳王者不止一人。（《史记·汉兴以来诸侯年表》中，淮阳王有数人，淮阳国时兴时废。《汉书》八十有《淮阳王刘钦传》，宣帝子。《后汉书·刘玄传》，更始二年曾封张卬为淮阳王。）《汉旧仪》说，诸侯王黄金玺。而此玺玉制，可见是乃明器，殆墟墓中物，不必合制度欤。又蔡邕《独断·上》说：“秦以来，天子独以印称玺，又独以玉，群臣莫敢用也。”今以传世品证之，汉魏人私印玉者不少，刻镂多半精好。如近年湖南汉利仓墓出利仓二字印，亦玉制，是殆明器，或生人所不敢佩用欤。
古封泥初出土时，有人误认为印范。然传世古官印中，有官印母范，前人未及详审耳。近于故宫博物院藏印中，见有铅制形类传世革带印，而无穿，文作五原候印（图16），一面作五原都尉章（图1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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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又见一阴馆令印（图18），另一面刻下曲阳邑丞印（天津艺术博物馆藏）（图19）。又《十六金符斋印谱》有长安狱丞，一面刻□园邑印，亦注铅质。印皆无穿，是不可佩；审印文官职，亦不相属。以是知，当是铸印之母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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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之《印举》著录，有阳陵丞印，一面刻高陵丞印。佥古印范，故宫博物院又藏一石质者，文作鞏县徒丞印，一面作洽平马丞印。文字精好，知出新莽，印中间亦无穿。殆古人铸印先用铅或石，刻母范印泥上成范，而后铸，正如传世钱范之有母范也。此由审原物而后知者，惜过去学者未及知见矣。
汉官印中有朱文大印，如《印举》称之为巨印者。今以过去家藏灵丘骑马印（图20）证之，知皆是古代烙马用印。史书所谓马印者，《北史·孝文纪》载：“诏军警给玺印、传符，次给马印。”又《唐六典》亦有：“凡在牧之马，皆印右膊以年辰，尾侧以监名。”是为烙马印见记载之始，是传世古印中有烙马印，为清咸同间学者所未及知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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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宋代人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说：
今人于地中得古印章，多是军中官。古之佩章，罢免迁死，皆上印绶。土中所得，多是殁于行阵者。4
今案其说，只限于传世军司马、假司马等印。以传世古印、文职官印，如令、长、丞、尉印，亦不少。若将军印，多出柩中，未必全得自战场也。故沈氏之说，今日视之亦不尽然矣。
古官印出土亦有不出自墟墓者，殆非恒例。如近年传在洛阳孟津出铜官印一瓦器，内有官印七百九十七方，其印文仅六种，计部曲将印三方，别部司马十一方，军司马印廿六方，军曲候印六十四方，军假司马八十方，假司马印六百十九方。审其印文多不工整，似出晋宋。是何以窖藏如此之多，则不可解，想非一般之常例矣。
三、秦汉至南北朝私印之新知识
秦汉私印之断代，过去是比较模糊。《十钟山房印举》不分秦与西汉私印，而称作周秦，要知此类印，只应称作秦汉。今日我们秦印标准，是据秦权量上文字书法，来断定的。秦私印长方的多，并有圆形或椭圆形的，方的较少，也有两面的。他印文外，多半画有界格。他刻印多铸印少，有成语印，如敬事、和众、相思得志等，则出铸造。这类印大半也是殉葬品，其文字书法，是与秦廿六年诏权量上文字符合，秦书法是有自然形成，不拘一格的风趣。（图1-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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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人多以传世古印，刻姓名者为私印。然古铜印中有一种上具官职，下附姓名者，其印大小与官印同，此类印前人多误以为官印，入之官印中，其实此是汉魏殉葬印尔。由昔年朝鲜汉乐浪古墓出王光木两面印证知（图4）。前人谱录中，有隃麋集掾田宏（图5），及尚书散郎田邑（见《印举》），与横野大将军莫府卒史张林印（见明《范氏印谱》），有秩狱史富纳（见《汪氏印丛》），大司空士姚匡，及孝弟单右史诩（二印今藏故宫博物院）。诸印文均与王光木印相类。以是知，此类文印皆专为殉葬而作，绝非官家所发。昔瞿氏《集古官印考》，亦著录此类印数方，有易阳廷掾徐况，及裨将军张赛，及守军候杨戎三印，瞿氏未明其用，为之曲说曰：
《汉官》曰，洛阳令官掾史干，小吏二百五十人，盖诸曹掾史甚多，皆由县令自署，而给以印信，并署姓名为别耳。1其释有秩狱史富纳说，此亦掾史之流，县所自署，又非止一人，故各给印信係以姓名云。（图6-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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瞿氏作此无稽之谈，岂有县令能自给官印之理。今证以王光木印，瞿氏若在今日，亦当自为失笑。或问当时作印，其下必附姓名，意义何在。今兹想象，殆当时风习。王侯高官有赐官印殉葬之例，此类卒史掾属，官小位卑，卒后家属亦可为刻官职印以殉，然末必附姓名者，以避私刻官印之嫌耳。由此类推，昔《罄室所藏玺印》著录，有浚靡丞印2辟邪纽，腹内有子印刻刘延二字（图8），亦是类印矣。又见《印举》著录，有六面印，一面作宣威令印3，他面刻臣纳、管纳白笺、管纳白事等字（图9），是亦殉葬专用印。辟邪纽套印，及六面印，多出魏晋。于此可知，刻官职附姓名印以殉之俗，至魏晋仍然。又见前人印谱中有故成平侯私印（图10），及故遼西从事印4（图11）。审此二印文字刻工均劣，印文上又加界格，其时代殆出刘宋，是亦当时殉葬印。可能此类印，至刘宋以降又不附姓名，而印文首加故字，以示非生人之所佩用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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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世汉魏私印中，有自称臣字印，此是古代男子谦逊之称，并不限于官吏。此外更有称贱子，如《赫连泉馆古印存》，有吕瞀两面印，一面作贱子瞀（图12）。又见明人印谱中，有王始之印，一面刻贱子始印，又有称贱臣者。故宫博物院藏一印，文曰贱臣、臣章 、周民，共七字。又有称草莽臣者，如《伏庐玺印》中有段志两面印，一面刻草芒臣志、草芒（图13），当即草莽矣。
至妇女印称妾者，平生曾见数十方。如《齐鲁古印续攈》有李慧印，一面作妾慧（图14）5。上海博物馆藏李颇印，一面作妾颇。又有自称新妇者，如曹官六面印（天津艺术博物馆藏），一面作曹氏印信，另面作曹新妇白疏，及女言疏等（图15）。又见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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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面印，一面作王图片
白疏，另面作王新妇白疏、王新妇言疏等，是皆妇女印之足征者。臣字妾字私印，亦见于《封泥考略》著录。而吴氏考释，多作附会之谈。释臣光、臣禹、臣忠等封泥，即谓此殆霍光、孔光、张禹、霍禹、尹忠等，尤其释妾圣、妾喻、妾连期等封泥，谓此当时后妃及宫中女官所用，其说更属无稽。考古代称臣妾为男女之通称，数见于载籍，如《尚书》称臣妾逋逃，《周礼》称臣妾聚敛，皆其明证。且古人同名者多，史书所记不胜枚举。《封泥考略》对于官印，类次考订，极有条理，为后人著封泥专书者之典型，乃释私印封泥多作不经之谈。虽不足为全书病，然为白圭之玷矣。至于古私印中，男子不称臣者固多，而妇女印亦有不称妾者。如近世河北满城汉中山王妻窦绾墓出两面印，一面作窦绾，一面作窦君须是其征矣（图16）。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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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及汉魏人，有在带钩上、镌上刻印。更有在臂钏及戒指上附印者，曾见天津历史博物馆藏门传二字印，刻在臂钏上。其圆径当公尺七厘米。故宫博物院藏一小者，印文作日利，形作椭圆。其长径为公尺三·五，短径一·九厘米，是殆婴儿幼殇臂上所用（图17―2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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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世古玉印中，有永寿康宁（图22）、万岁无极、长寿万年等印，雕纽及文字均极精。昔日不明其用，入之吉语印，自在朝鲜汉墓中，发见白玉印龟纽甚精，文曰永寿，始悟前举三印，皆汉殉葬用印耳。以之类推，知明顾氏《印薮》所载，称之为秦九字小玺者，亦此类印，明代人呼之为秦玺，亦误审其印文。近于祝辞，味其文句，亦有等级。如明《范氏印谱》中，有玛瑙印，文曰：“绥统承祖，子孙慈仁，永保二亲，福禄未央，万寿无疆（图23）。”6《十钟山房印举》中有金印文曰：“建明德，子千亿，保万年，治无极。”又顾氏《印薮》著录九字小玺：“疢疾除，永康休，万寿宁。”此类文句，似非王侯太子冢中不能用。至如传世银印，有修躬德，以俟贤，世兴显，令名存（图24），十二字印。又有宜官秩，长乐吉，贵有日，九字印。及如前举三玉印文辞，殆属高官塚中物。更如大富贵昌，宜为侯王，千秋万岁，长乐未央铜印（天津艺术博物馆藏）（图25），则是一般齐民墓中所用者。天津艺术博物馆，又藏一铜印，文曰：赵诩子产印信，福禄进，日以前，乘浮云，上华山，飤玉英，饮礼泉，服名药，就神仙（图26），共卅字，其祝辞意义尤显。亦与上举各印同类，不过较多一姓名耳。此皆殉葬专用印，非生人所宜佩。前人谓之吉语，斯失之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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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谓传世汉魏晋私印极多，不应佥出明器。案传世私印中有印四角磨圆，黄铜外露者，是生前所佩用，抑未可知。其有如新出铸造者，殆是死后所铸。例如近年发现西汉窦绾两面印，文字若新铸，想像窦氏为贵族妇女，平日可能不用印章，殆卒后方铸私印以殉也。
或问古人画印之用，今日尚未能确知。在封泥中亦未见，前人蜡封之说，亦出想像。然近安徽汉墓中有出土者，可见传世品亦多出自墟墓。（图27―3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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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世汉魏私印中，铜印外，有金、银、玉、松石、琥魄、玛瑙等。《独断·上》说：“惟天子印以玉，群臣莫敢用也。”7其说殆有不尽然。
四、传世隋以来官印之功用及断代（上）
隋唐以来官印，清以前谱录多不收。至乾隆间，《汪讱庵集古印存》中，开始收一二方；至道光元年《金石索》，著录隋唐至元官印丗余方；至瞿氏（镛）《集古印谱》（咸丰十一年）、《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》（同治间）、《共墨藏古玺印谱》（光绪十二年），均有零星著录；至瞿（中溶）氏《集古官印考》，虽收由唐以来官印一百余方，但有考证，不摹印文为憾。迨先人著《隋唐以来官印集存》（时公元一九一六年）著录二百八十余方，于时隋唐以来官印始有专书。
至隋唐以来官印之功用，亦可考证史实，补载籍之缺佚，不下于汉魏官印，且其遗物皆是当时实用品，可窥一朝代之制度，不同汉魏官印之多出明器。今略述前人考证有关史志之功用，示例如下：
瞿氏《集古官印考》，据宋淳熙元年“桂州凭由司新朱记”，说：
《宋史·百官志》载，户部有都凭由司，又内侍省有合同凭由司、监官二人云云。州郡并无设立凭由司明文，此必宋初置此官，不知撤于何时，史志未详。1
赖此印流传始可考见而知之，盖史之缺略不少矣。
又考崇宁二年“通道县尉司记”说：
《宋史·地理志》载，梓州后改为潼州府，属县有永泰。注云本尉司，南渡后为县。盖尉司之官不多置，故《元丰九域志》所载，止有永泰、南宾二处，其后崇宁中改署通道县，亦尝设此官。而后代作史不加细考，遂失载其名。一印之遗，可补志之漏略，故金石遗文为可贵也。2
又据“建炎谏官之印”，考谓宋以谏议大夫为谏官之长，而司谏正言次之，其公署谓之谏院，其印以谏官为文，则史所未及载，乃知古人官印，于史学不无助也。
又考绍兴十年“单州团练使印”说：
《宋史·职官志》言，宋初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，则少府监，至南宋绍兴以后，铸印之事专隶文思院，而非少府监矣，史志言之未明淅也。3
以上乃前人考隋唐以来官印功用之例证，更如予近据故宫博物院藏，北元官印三方（宣光年“大尉之印”二4、天元五年“甘肃省左右司之印”一），考知元末顺帝北奔后，仍有天元、宣光二年号，更证明史以为，北元史迹无足称述。从脱古思帖木儿以后，佥篡弑相仍，不足道之说，出于诬妄，且得征明代实录，书“天元”年号作“添元”，是有意义的，是亦据当时遗印，裨补史籍之一证矣。今据宋人宋敏求《春明退朝录》说：“唐代礼部员外郎厅前有大石，诸州送到废印，皆于石上碎之。”5案今见传世唐印，如“鸡林道经略史之印”等，文字多有残损，可为废印之证。于此知，唐代废印，是先碎其文字，后再销毁，宜乎唐代官印传世之不多见也。
考隋唐官印，昔日传世者少，因之其断代多误，如瞿氏《集古官印考》，误以隋“观阳县印”（今在天津艺术博物馆）（图1）为唐印。自予在故宫发见唐“中书省之印”（图2），及唐“安县之印”，用其纽制校以隋“观阳县印”，纽制类异，隋印鼻纽犹具汉魏印鼻纽之遗意，唐印鼻纽则高鼻长孔，此从印纽上之判别方法。更从文字上判别，传世唐印，如“鸡林道经略史之印”、“蒲类州之印”（传出新疆）、“淳化县之印”（广西博物馆藏）、“静乐县之印”（北京文管处藏）、“涪娑县之印”（今在故宫博物院）等，校以隋“观阳县印”及隋“桑乾镇印”（二印今均在天津艺术博物馆），校核，似隋官印多不用“之”字，唐官印文皆用“之印”二字，此从印文字句上之判别。进一步之肯定，犹待来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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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官印明器，曾见有“尚书兵部之印”（昔日家藏）（图3），“蒲州之印”（传出甘南藏族自治区）（图4），“魏州之印”“相州之印”“朔方县之印”（均见旧谱），皆瓦制无纽，昔日不明其用，近始知是乃唐代殉葬专用印无疑。
宋代官印，开始在印背凿年款，这是宋印的好标识，其传世品皆是实用物。（图5、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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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人宋敏求《春明退朝录》说：“予治平初（公元一〇六四年间），同判尚书礼部，掌诸路纳到废印极多，率多无用。”6又《宋史·舆服志》，载有赐官印殉葬制度，说元丰六年（公元一〇八三年）诏：“自今臣僚所授印，亡殁后并赐随葬，不即随葬因而行用者，论如律。中兴仍旧制。”案此条例从其纪年上，知晚于《春明退朝录》所说约廿年左右，其所谓亡殁者，殆是指在职亡殁，或殉职之官吏耶？条文所说，可能或当时发见流弊，殆有所指矣。在传世品中，未见有宋瓦印，殆因有赐印殉葬之事，然近世发掘宋墓，尚未闻有宋官印之出土者。
宋代官印，传世另一来由，是南迁败战之所遗弃。《宋史·舆服志》载：“南渡之后，有司印记多亡失，各自收用。”7尚方重铸给之，加“行在”二字，或冠年号以别新旧，然欺伪犹未能革。清瞿中溶《集古官印考》说：
案《野航漫录》言，都宪河间张汝器，宏治间奉敕开濬漕河，于扬州杨子桥，得旧印三枚，一“镇江府御前驻劄都统制印”，二“鄂州管内观察使印”，三“都巡检使之印”。8
又引陈树德跋说：
乾隆癸卯（四十八年，当公元一七八三年）春，瓜洲濬河，得诸泥淖中宋印凡六颗。案《通鉴》：建炎三年二月，金人粘没喝陷天长军，内侍邝询报于帝，帝披甲乘骑驰至瓜州，步得小舟渡江，从行者止数人。9而是日金兵追至扬州扬子桥，事起仓卒，朝廷仪物尽皆委弃。《野航漫录》载，宏治间杨子桥掘地得宋官印，殆亦同时沦没于此者欤。
又引孙岱跋说：
瓜洲濬河，获宋印六方。一曰“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印”，二曰“建炎谏官之印”，三曰“建炎宿州州院朱记”，四曰“建炎宿州军资库记”，五曰“建炎宿州粮料院记”，六曰“建炎考城县大冯村指使记”。宋社南迁，有司印记多亡失，彼遗此得，各自收用，甚至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，以新旧掾曹而用司寇旧章。
由上可见，宋官印传世原由之二。宋官印纽高约三·五厘米，纽作长方形，纽顶多刻“上”字，防误倒用也，纽均无穿。
近世在宋墓中时得私人印，如一九六〇年，湖南长沙杨家山南宋王趯墓中，得“趯”字木印（图7）。又一九七一年，南京江浦县，清理南宋张同之墓，得张同之铜印一。又次年在浙江新昌县，发见南宋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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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，其遗物中有石砚，及文房具，外又有玉印一方，文曰“卢 ”二字（图8）。此皆宋墓中发见私印的记录。图片
辽官印传世不多见，也由于他印背佥不刻年款。瞿氏《集古官印考》著录“安州绫锦院记”（图9）。瞿氏定为辽印，其背无款识，纽亦无穿，是其当时实用品。
金官印传世比较的多，尤其是他末季的，多是败战流亡者所遗弃，他印文多用汉文，印背都刻有年号，并铸印机构，偶然印文有作金国书篆体，然不多见。上印背刻“贞祐三年十月日，山东东路行部造”，文二行失拓。（图10）金官印纽亦无穿，他末年印纽渐高，印背多无款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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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九七三年，河北大同城西，发见金玉虚观道士阎德源墓，其附葬品有牛角印五方，有白文“德源”（图11），及朱文“玉虚方丈老师”（图12）等印，此是金代人私印的标准品。
西夏官印，是近七十年的新发见，过去学者虽知到宋代有西夏民族，然从不认识西夏文字。一自公元一九一二年间，先兄君美（福成）、君楚（福苌）二人，是中国弟（第）一个研究西夏文字者，他们在一九一四年，君美著有《西夏国书类编》，君楚著《西夏国书略说》，此是中国人认识西夏文的第一部著作。到一九二七年，《西夏官印集成》出，于西夏官印，始有专书，国人对西夏印方有进一步的认识。
西夏官印传世不少，过去以不辨其文字，致谱录家多不收。其印文特点，是用西夏文篆书，印文外加边，圆角，白文（平生只见一方朱文的）。他印文最多的为六字，仅见四方。亦有四字者，仅见五方，其印文虽有释出，然尚难确定，此类背多无款（只见一方有“大 ”年款）。此外一般多是二字者，释意为“首领”10（图13），二字印悉皆同文，印背用其国书刻年号于首行，次行则刻赐用印者姓名，其印纽多长方，高约二 · 五厘米，纽中有穿，顶上多刻“上”字，亦用其国书，此是西夏官印的特点。（图14）西夏私印，仅见二三方。（图15、16）传世西夏官私印佥是实用物官印殆是亡国后的遗弃，私印可能是出自墓葬抑未可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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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:
[1] 编者按，先贤引文有时并不严格。现将完整引文以注释形式附于侧。“段颎上书曰：'又掠得羌侯君长金印四十三，铜印三十一，锡印一枚，及长史、司马、涉头、长燕、鸟校、棚水塞尉印五枚，紫绶三十八，艾绶二十八，黄绶二枚，皆簿入也。’”见（东汉）刘珍等撰，吴树平校注《东观汉纪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779页。
[2] 编者按，“（李）傕乃收允及翼、宏，并杀之。……后迁都于许，帝思允忠节，使改殡葬之，遣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，赐东园袐器，赠以本官印绶，送还本郡。”见（南朝宋）范晔撰，（唐）李贤等注《后汉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
第2177―2178页。
[3] 编者按，“诸侯王、列侯、始封贵人、公主薨，皆令赠印玺、玉柙银缕；大贵人、长公主铜缕。”见（南朝宋）范晔撰，（唐）李贤等注《后汉书》，第3152页。
[4]编者按，“今人地中得古印章，多是军中官。古之佩章，罢免迁死，皆上印绶，得以印绶葬者极稀。土中所得，多是没于行阵者。”见（宋）沈括《丛书集成·初编》《梦溪笔谈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，第12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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